若被检人拒不履行亲子鉴定协力义务，就是否可以强制其履行以及其法律后果如何，理论和实务均存在一些争议，对不当拒绝亲子鉴定的直接强制制裁是对被检人的身体直接施行强制以迫使其履行协力义务的制裁方式。 

德国是采取直接强制立法例的代表。德国在1950年修订其民事诉讼法典时就增订了亲子关系诉讼中得强制进行血缘检查的法条，即第372条之1。根据该条规定，在确认血缘关系的诉讼中，如要求当事人或第三人为血缘检查有助于事案解明，且他们并非不可期待，亦无害于其身体健康，法院得命令该当事人或第三人进行血缘鉴定，如其不从，法院得科处义务人罚锾（注：德国法中的罚锾(日文译为“秩序金”)的性质不同于我国民事诉讼中的罚金，罚锾本属行政处罚范畴，民事诉讼中科处罚锾，多是对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证据协力义务者所采取的一种金钱制裁方式。罚锾的具体数额为5至1000欧元(《德国刑事诉讼法施行法》第6条第1项，德国法上的这种强制系基于刑事程序上的强制)。）或者令其负担因拒绝所产生的诉讼费用，而当间接强制方式无法奏效时，可以依直接强制方式拘传义务人，其期间为6周以下，并以强制力进行抽血，以供血缘鉴定之用。

德国对不当拒绝血缘检查者采取如此严厉的强制措施，与其追求血统主义、客观主义，要求在亲子关系诉讼中尽可能地发现实体真实是密不可分的。对拒绝亲子鉴定采行直接强制的国家还有奥地利，但该国的直接强制并非如德国立法那般根据刑事程序进行，可以对义务人强制抽血，而是基于民事诉讼法和强制执行法的规定，仅得将义务人拘传至医生或鉴定人处，除非受检人同意，否则不得强制抽血。类似的立法例还有瑞士。直接强制对亲子关系诉讼有着积极的意义:

第一，直接强制使得亲子关系的解明变得更为容易，即使当事人已经死亡，也可以从其血亲的血缘鉴定中判定该死亡当事人与有关人员的血缘关系。

第二，使认领诉讼的举证变得相对简单，由于亲子鉴定技术的高度盖然性，使得以往依靠诸多间接事实定案的传统事实认定方法很大程度上变得不再必要。

第三，在提起子女认领诉讼的男性被告针对生母提出不贞抗辩(如在受胎期间与多名男子有过性关系)时，若是采用DNA鉴定等亲子鉴定方式来解明父子关系，法院得以“相对盖然性的决定方式”进行判决。

　　直接强制的方式固然有效，但本于被检人身体完整性及隐私权的保护，这种方式受到了诸多的质疑。首先，它侵犯了被检人的人格权和隐私权。其次，即使在刑事诉讼中，刑事被告人也仅在严格限定的条件下始负强制抽血义务(如根据《日本刑事诉讼法典》第139、172条，只在不能依间接强制方式达到身体检查的目的时，法院始得命令强制进行检查)，而亲子关系诉讼发现真实的要求不如刑事诉讼强烈，二者相较之下，应当认为直接强制不宜适用于亲子关系诉讼。

再次，即使承认对当事人得实施直接强制(对第三人不可以)，其要件也有加以补充的必要，如应当重视子女最佳利益的保护，因为发现真实仅是达成亲子关系诉讼目的的手段，而法律上的亲子关系还具有其独立的价值，绝对的血统真实主义、客观主义并不可取。基于上述理由，直接强制法遭到了多数国家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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